文：文：季周，华东师范大学博士，专业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1】武汉三镇（武昌、汉阳、汉口）大家都耳熟能详，可是少为人知的是汉口作为这个城市曾经的商业中心（一部清初的商业指南把汉口说成是“整个清帝国最大的货物集散地”，武汉“东方芝加哥”的称号也是西方观察家对汉口地理和商业地位的概括）和清代的四大名镇，其本身历史并不久远。在明朝成化年间由于汉水的改道和汉江航道的稳定后汉口镇才诞生，因此，与许多中国大城市不同，它既非以王城帝都而奠基，又不是因外邦文明之力肇始，更不是与西洋文明之接触才发达起来的。汉口是从两条大河交汇口的码头开始，自然形成的一个内陆商业城市， 法国汉学家魏丕信甚至把汉口的泽国地势称为“内陆三角洲”。汉口相对新近的历史、更易遭受洪涝灾害的地势（曾经西边是汉江、南边是长江、北面是后湖）决定了它在古老帝国的行政层级里，低到难以想象。比起武汉三镇中的武昌府（也是湖广总督和湖北巡抚的驻地）、汉阳府，汉口只能屈就为汉阳府下汉阳县属地的一个镇，汉口镇。这是在明嘉靖年间正式设置的镇，明政府在汉口设置巡检司对城镇进行管理。清雍正五年，随着汉口镇规模的扩大，又将汉口巡检司设成二分司。 汉口这个城市政治地位之卑微，还可以从两类古代城市地标性建筑的缺失来证明：一是没有官方庙宇，即城隍庙。城隍是儒教尊奉的掌管城市之神，在明朝开始正式被列入国家祀典。通常而言，这类庙宇代表了城市在帝国行政序列里的地位。比较来看就更加清楚，汉阳有祭拜大禹的晴川阁，而武昌城则有四座城隍庙。 第二类缺失的建筑就是城墙，汉口不像早就有了完整城墙防御体系的武昌、汉阳城，因而屡屡遭受动乱之苦。汉口只是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因为没有城墙而被太平军反复攻陷和蹂躏之后，才于1862-1864年由居民和地方商团自行组织修建起了迟来的城墙。除了这些特色外，汉口更重要的特点是它的市民。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有儒家传统和重农的思想，因此安土重迁也成了中国民众最大的特色之一。 但是汉口就是个非常重要的例外，在罗威廉的研究中，他结合汉口的人口来源而直接把汉口称作“移民城市”，汉口较晚的城建、优越的水陆交通和因之而来的发达的商业文化与机遇共同带来了汉口的移民。1813年的汉口保甲登记簿和一个世纪后的《汉口小志》都确认了汉口的民众超过一半都是外来移民。除了因自然灾害和兵灾的迁移式移居以外，还有受汉口城镇的经济和商业机会吸引而来的城市的腹地移民；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的“客寓式移居”，这些人也都是为了追求财富和发展事业而来的或长期或短期的移民。因此， 这就带来了汉口人最醒目的特征——极度的世俗化。这些富有的商人们，不少人喜欢讲排场，要面子，相互攀比。 历史上，这种与主流儒家道德要求相背离的生活追求一直受到了儒家文人的谴责和抨击。十九世纪汉口人对物质财富的奢华追求，和炫耀贪婪的风气，在罗威廉的眼里，这与同时代里刚开始挤上历史大舞台的欧洲资产阶级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汉口人另一个特征，是坚韧，和面对灾祸安然接受的乐观心态。汉口市民遇到大灾害时的那种安之若素，让当时汉口的外国人和观察家几乎看傻了眼。在1869年的大洪灾后，英国传教士杨格非观察到汉口人仍然“半裸着，谈笑风生、赌博、抽烟、喝茶、行乐，对于他来说，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 其次是汉口多样化的文化与开放的心态。罗威廉将十九世纪的汉口与伦敦、巴黎作比较后指出，以提醒汉口该时期作为内陆中心枢纽港，其商业贸易的爆炸性发展，导致人口增长速度惊人，其结果是城市人口来源与结构的极其复杂。在罗威廉的统计中， 这些移民主要来自于这些地区：长江中游湖北中南部地区，安徽徽州府，山西和陕西，广东，浙江的宁波和绍兴，以及长江下游地区的部分商人和回民。罗氏认为，人口因素使得它具有了某种“世界主义”的取向，“（在汉口） 即使在诸如徽州这样的群体在人数上占优势的时期，也没有哪一个地方群体或单个寓居团体能一直垄断汉口的商业机遇。”这种多样性连太平天国都没能予以摧毁。总体而言，这些作为与“九省通衢”的汉口有着最多商业和贸易往来的地区所带来的多元文化和共同的商业利益确实部分解释了 汉口人气质中的都会主义和世界主义。另外有意思的是，在罗威廉的观察中，在他考察汉口形成的历史过程时，汉口这种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和五方杂处、各种口音、风俗和亚文化群体之间的混合交融，培养出了城市的一种文化宽容气质和互助精神。这种宽容让汉口人在开埠后不久就相对比较容易地接受了西方人和他们的商业活动。西方人传教士和殖民者发现，汉口常驻人民对外国人相对友善，比较之下汉阳、武昌人民的态度较为冷漠和排斥。曾有传教士抱怨在武昌夜晚走在街上时总是挨石头，在汉口却基本没有发生过。但是，汉口人的性格中也有一份不易服输和好勇斗狠的戾气。积极的一方面就是，汉口人不轻易屈服和折腰，甚至在与西方殖民者和贸易商人打交道时也是如此。罗威廉描写道，在汉口租界里，“居住在租借内的所有中国人都是下人，而且大多数是和他们的主人一起从上海来的，因而与他们在汉口的同胞很少有联系。（ 一本《指南》告诫准备去汉口的外国客人，随身带着一名家仆是必要的，因为“汉口本地人不愿意改变自己去服侍欧洲人。”）”但是消极的一面就是好抖狠，喜欢争吵，这跟汉口的暴力文化传统有很重要关联。在这样一座三教九流杂处的河港城市里，不同的船夫帮会之间、同一行当内的不同省籍人群之间(如安徽，湖南，山西陕西，广东)，为了各自的利益和商业资源常常大打出手。不过这类非整体性的小冲突，往往被商团和行会等社会力量所化解。这就是汉口作为一个有着多元化特征的地方社会所具备的某种自我治疗能力。这些特征使得汉口在当时帝制中国的城市里足以成为一个另类，尤其是不同商业行会联合控制的汉口，可以看作 是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多元化政治治理机制之下的某种意义上的城市自治，而非帝国的专制官僚集团统治。更重要的是，汉口这种良性的城市社区和社会治理机制是在循序渐进地建立机构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而不是预先设计的结果。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明清的政府管理本身的影响。虽然清政府在处理汉口的征税问题上设置了众多且相互重叠的政府官员们的统治（有汉阳知府与府级次官、汉阳知县和县级属官——两个巡检司、汉口道台等），罗威廉指出，但是由于城市社会的日益复杂，而行政管理机构的预算与人员设置一直却维持着相对较小的规模。因此，为了对于汉口的管理，政府不得不越来越多地给予社会更大的经济、社会职权和最终的政治自主权。从汉口人防洪救灾的故事中也可以看出来。移民、防洪救灾和商业机遇一道共同促成了汉口的形成和加速发展。《武汉通史》中就是这样总结的，“地势低洼、四面临水的汉口，从最初在墩台上设圩建房、形成居民点，到填土抬高地面，然后是修堤护围居民区、商业区，可以说是在低滩上筑造了一座城市。汉口是一座圩筑的城市，填高的城市，堤防护卫的城市。”这就是它与洪水的内在不可分离的联系。【2】历史上易受水火灾害的汉口经常制造出无家可归的灾民。武汉市档案局编制的《武汉地区历代洪涝灾害史料辑要》中，明代有大小水灾83起， 清代有107起。以清代为例，1757、1769、1788、1801、1848、1849和1884年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水灾（中华民国和共和国时期的1931、1954和1998年的水灾都是历史性的水灾）。帝国政府的事后救灾，在罗威廉看来，往往主要是为了维护统治，即确保受灾人口得到安抚，并派军队防止他们抢掠和形成起义。赈灾的工作，在帝制时期虽然有地方政府官员出面调度，但所需资金，却几乎都来自民间社会资源。捐赠的来源从个人、行会、同乡会等工商业团体，到各种民间慈善组织，不一而足，虽然大部分的情况下仍然是个人性的。明清政府所主要修建的就是汉阳通判袁焻主修的袁公堤和张之洞修建的后湖长堤（也是现在闻名的“张公堤”）。明清两代政府一直在面向西北的方向筑堤，东南一带主要是汉口开埠以后由各租界当局修建的码头和马路，但是并不统一。直到1931和1954年两次大水后才彻底形成连成一线的汉口沿江防水墙堤防体系。不过，最重要的是， 因为汉口较低的行政级别和远远多于汉阳武昌的人口与商业，政府为了以最少付出达到公共救济的目的，不得不选择了与社会力量合作的路径。因此，汉口这座商业城市，由民间赈灾等救助公益活动，进而发展出了一套相对成熟的社会自治体系。城市商业精英主导的社会治理体系，其较官方行政体系在效率和公正性上的相对优势，甚至让当地部分主政官员都认识到了其重要性。晚清时一位汉阳知县向社会募集了一大笔银两当作抗洪救灾的维护基金，但是他知道官府的这种层层克扣和盘剥行径。为了避开自己的执行下属和县衙胥吏们的贪腐行为，这位知县干脆将这笔钱交给典当行，每年生利息用来作防洪资金，竟收到极好效果。1864年汉阳知府钟谦均为了加强汉口的防务和防洪能力，决定在汉口后湖筑堡。这次筑堡的开销20多万两白银全部来自商民集资。此后，汉口得以抵御来自东西湖和后湖的水患，汉口城区也得以扩大并向沿江发展。而在堡内的“袁公堤”则失去了其防洪功能，后来被挖平并改建为街道，也就是现在的长堤街。实际上，清代的地方政府和官僚也非常清楚利用社会力量合作防洪救灾。官府非常清楚在需要的时候哪些商人群体适合打交道，会进行捐赠。因此，地方政府也会对那些确定掏腰包救灾和带动起老乡同仁一起慷慨解囊的热心人士予以表彰。在罗的统计中，这样一些人在清代中后期汉口的地方赈灾名录中经常出现：邬光德、叶廷芳、徐福曜和太平天国后的熊建勋。在那些外地驻汉口的商会团体来说，最重视儒家所强调的救世功名和同情理念的徽州同乡会是洪涝灾害的长期捐助者，比如该商会的程楚云、余能培和其儿子余绳铸。用罗威廉的话说，“这些慈善事业的领导者可以根据灾情的性质，直接向大多数富裕商人，或者所有的‘实户’，吁请捐献，然后再亲自承担起赈灾工作的资金和管理任务。”官府只是“劝谕”，而赈济的责任与安排都在地方的商民。余英时则在其著作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回应道，商人的“睦姻任恤之风”已使他们取代了一大部分以前属于“士大夫”的功能。儒家的道德规范在商人的社会救助和公共服务行为倾向在汉口人的实践中得到了最好体现。我们且以普济堂为例，普济堂是清代最重要的地方性政府的救济机构。这个机构的工作属于地方政府的分内事，知县如果工作不好，“安抚和救助”不力的话按《大清律例》是要受杖刑处罚的。因为汉口灾害频繁加上人口众多，1737年汉阳知府在汉口大智坊建了一个分堂，但是这个分堂在规模和重要性上远远超过了汉阳的总堂。汉阳总堂在1727年被洪水冲毁之后，其管理和融资方式逐渐由官方转移到地方社会手中。普济堂的管理权由汉阳府的同知转移到了汉口当地绅商组成的委员会手中，管理人之一就是著名的汉口商人彭启贤。最初普济堂的用费完全来自于官方预算，当它的管理权和事务由绅商委员会接手之后，其资金状况，据罗威廉的分析， 主要是如下两项：一是位于汉口邻近的黄陂县的捐赠的田产，早期是汉口商人邬光德；二是汉口商铺的月捐，平均每个商户年均40两。不单是防洪抗灾，在整个城市建设方面，地方商人士绅创议并主导了多数公共工程项目。这些热心公益的社会商业精英群体，凭借其在商会和行帮群体中所享有卓著的乡望和一流的管理能力而把持住了汉口的市政建设主导权。因此汉口也不断地得到相应的市政建设与维护改造资金和人力支持。举例来说，十九世纪汉口的五十多座桥梁，几乎都是由私人捐资修建的。修桥铺路办学这样的公共慈善义举，为捐资者及家族赢得了“立德、立功、立业”这种传世的不朽美名。清代的桥梁修建大多是个人捐资和集体捐资兴修的，但是在汉口，桥梁的建设大多是那些机构性捐赠者（罗威廉的术语）商业性行会所完成的，尤其是盐商。1799年，盐商就一次性拿出了2万两白银对汉口的桥梁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修。万寿桥是由江浙同乡会捐资建设的，宝寿桥和延寿桥则是山陕同乡会所建。 一方面，这些公共设施的维修和建设提高了街区地产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也增强了这些行会的声誉和社会力量持续参与地方性公共事务的基础，从而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不过这种民间自发建设也有其负面影响。最重要的就是使得汉口的城市建设缺乏总体规划，许多方面处于无序状态，这种局面一直困扰到当今汉口的城市化改造。“汉口远不是经过规划的整整齐齐的方格子行政城市，它的自然布局显的实际上不整齐，不规则。”长期以来已围垸、筑堤和填土而形成的汉口市区，不仅乱且面积狭小，人口非常密集，这也使得汉口一旦爆发水旱灾害，其损失和扩散往往无法阻止。这也是历史上为什么汉口的洪涝灾害程度远甚于汉阳和武昌的人为原因。实际上，洪水之于汉口人是如此的习以为常，以至于他们早就形成了应对洪水的程式：堵塞水口，沿大堤安置好水车，准备疏散用的高地。灾害过后，全城都会马上为城市的恢复和新的一年努力。虽然有所夸张，但是汉口强大的治愈能力也受到了当时众多的外国观察家和旅行者的赞赏，比如因火烧圆明园而恶名昭著的詹姆斯·额尔金爵士就在其日记中提到，“（汉口）看上去几乎完全被叛军（指太平天国军队）破坏了，可是它迅速恢复过来，并且已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在毁灭空前惨烈的太平天国战争后，汉口民间社会发起的大规模城市重建慢慢让汉口恢复了商业重镇的繁华外观。【3】马克思·韦伯认为，中国城市历史上，城市一直是作为帝国的地方行政中心和军事驻防地，它的政治功能具有最为突出的重要性。城市首先是诸侯之城，是帝国长官的驻地，因而城市的市场-经济和社会功能只能排在政治功能之后。因此在韦伯的眼里， 中国城市是没有自治的官僚驻所，而乡村则是没有官僚的自治聚落。这也是韦伯以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国家体制发展过程来判断帝制中国里，为何资本主义发展和现代的代议民主举步维艰的原因。但是通过罗威廉和他的汉口研究，从防洪救灾和城市建设的例子看来，似乎恰好就是对韦伯的中国城市一般性概括所举出的经验和理论上的反驳。 汉口这种城市的独特性在如下几个方面形成了足以为其他中国城市和当下的市政建设提供有益借鉴：第一是社会性的自发秩序和政府性官僚机构主导的秩序之间的动态均衡，在抗洪救灾和社会公共服务领域，汉口的社会力量和绅商团体提供了远比其他城市更为突出的贡献；第二，汉口多元化的人口、混居与商业贸易文化既带来了这些团体背后的地方性文化的相对和谐共处，而且它们之间的暴力冲突也为汉口的治理模式提供了积极的一面（用罗威廉的话说就是，汉口充满着数不清的个人间冲突和激烈的群体竞争，但它却“没有产生大规模的反叛，也不曾孕育深仇大恨”）。汉口商会与行帮等社会性群体之间形成的调试与自我压抑机制带来了社会的相对平稳；同时，这种世俗性和“世界主义”的一面也为现代社会异质化的多元文化提供了比较的基础。这些都是并不排他的城市精英群体倡导民众和影响政府实现的。搜狐文化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更多内容请扫下方二维码 打开搜狐手机网文化频道或搜狐文化微信公众号